[20260206]那些掀翻爱泼斯坦、让美国出丑的调查记者，值得被铭记
作者： 小西cicero
这两天后台不断有留言要我聊聊美国的爱泼斯坦案，的确，眼下，爱泼斯坦留下的“萝莉岛”和某爆红、单场直播打赏过百万的网红大V重新定义的“三通一达”，已经成了中文互联网上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热闹场景好似提前过年了。二者都涉及美国与性变态，是当下最安全也最容易引发大众臆想与狂欢的话题。但是在一片喧嚣中，我其实特别想提的，是爱泼斯坦案里那位最终把这个恶魔掀翻的女调查记者朱莉·K·布朗（Julie K. Brown）以及她的同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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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能看清一个社会的暗面，
那是舆论监督尚能为你照亮一缕光。
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起了这么一个有点笨的标题。
这两天后台不断有留言要我聊聊美国的爱泼斯坦案，的确，眼下，爱泼斯坦留下的“萝莉岛”和某爆红、单场直播打赏过百万的网红大V重新定义的“三通一达”，已经成了中文互联网上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热闹场景好似提前过年了。
二者都涉及美国与性变态，是当下最安全也最容易引发大众臆想与狂欢的话题。
但是在一片喧嚣中，我其实特别想提的，是爱泼斯坦案里那位最终把这个恶魔掀翻的女调查记者朱莉·K·布朗（Julie K. Brown）以及她的同行们。
其实有关她的身世简介，简中互联网上说的人也有一些了，比我今天刚看到一篇《致敬她，把爱泼斯坦送入地狱的人。》讲的就挺全面的。
类似的讲述已经很多，我自己就不花笔墨赘述了，大家想看请移步去看此类文章。
本文就补充一些这类文章没提的侧面，以及我自己的思考。
首先是爱泼斯坦这个人，虽然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坐在美国上流阶层蜘蛛网中心的人，但他本人其实出身并不算精英，甚至他的出身故事，很有点“美版红与黑”的味道。
爱泼斯坦出身于一个纽约并不富裕的犹太小商贩家庭，父亲到他童年时代才勉强帮全家摆脱了赤贫，爱泼斯坦本人的求学经历也并不算顺利，他曾经就读于有号称“穷人的哈佛”之称的纽约大学，但最后也没能拿到学位，一直只是个旁听生。
他人生的真正转折是在毕业后，居然以大学肄业的身份成功进入了纽约最负盛名的私立贵族中学之一——道尔顿中学（Dalton School），去教授数学和物理。
由于年代久远，没人知道这一步到底是怎么达成的，据爱泼斯坦自己后来夸耀，他是凭借自己个人魅力及面试中展现出的聪慧头脑打动了校方。
但参考他后来的行迹，我们不得不怀疑爱泼斯坦的这第一桶金，是不是也动用了他后来的那种“智慧”。
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美国乃至欧美社会的一个侧面——圈子文化，你看在特别讲文凭等硬指标的东亚社会，像爱泼斯坦这样没有家世背景、又大学肄业的家伙，几乎铁定是个loser，无论真的是头脑或魅力惊人还是那时就走了校方的“后门交易”，恐怕是很难被道尔顿中学这样的贵族私校破格聘用的。
如果真能严守这个铁律，我们的确能杜绝爱泼斯坦这样的草根不择手段的发迹者。
但这在美国这就可能，因为学校是私立的，办学人凭借自己兴趣和好恶选择学生乃至老师，政府可立法干涉的空间非常有限。这让我想起了JK罗琳的《哈利波特》里，霍格沃茨的校长邓布利多选黑魔法防御术的老师，从洛克哈特这样的花架子、到卢平这样的狼人，选材是不拘一格的。当然这样做有利有弊，选出来的老师也许很惊艳、也有可能很拉胯。
但有意思的是,罗琳者整套小说中最惹人讨厌的黑魔法防御术老师——乌姆里奇，反而是魔法部硬塞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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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其实反应了罗琳本人的一种态度——私校这种基于个人圈子和信任挑选师生的方式的确有非常大的问题，但英美文化愿意承受这个风险和代价，去换取另一种可能性。这是他们的选择。
而一个人攫取第一桶金的成功路径，往往就是他后来的人生路径，爱泼斯坦显然在从大学肄业生到私校教师这条成功路上尝到了甜头，并得以沿着“混圈子”这条路一路走下去，像道尔顿中学这样的名校，该校学生几乎全部来自纽约最富有、最具权势的家庭，任教期间的爱泼斯坦因此得以直接接触华尔街高管、顶级律师与企业家的子女，并借此进一步结识他们的父母，构筑了自己最初的人脉关系网。
后来，爱泼斯坦就是凭借这个关系网认识华尔街顶级投行的高管艾伦·格林伯格，他立刻从学校辞职投入后者麾下。
那是1976年，第二年美国就在卡特总统的治下开始了新一轮对富人的增税，多说一句，卡特总统的这个改革（如他的许多理想主义改革一样）期影响力我近似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禁酒令，初衷也许是好的，效果却适得其反。
报税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难题，中产们被报税所困住，但真正的富人却没有伤筋动骨——因为他们可以雇佣他人来为自己设计避税方案。
而甭管有没有大学学历，爱泼斯坦显然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他如禁酒令时代的私酒贩子一样，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时代风口，设计了一套复杂而精妙的避税模型，服务于那些上流主顾，这让他一炮成名，并成为美国上流圈子里炙手可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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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爱泼斯坦从格林伯格那里独立，创立了自己的财务管理与咨询公司，宣称只服务于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客户，并且服务内容也不再只局限于为主顾避税，而是——“一站式解决客户们的棘手问题”——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爱泼斯坦的业务就从避税这种灰色产业走向黑色和黄色业务了。因为所谓“棘手问题”么，除了钱、权，自然就是色。这些问题关乎人的原始欲望，在看不见光的地方，一定会滋生腐败，这个定理，倒是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爱泼斯坦与克林顿、特朗普、霍金等人的大量交集，就是在那段时间出现的。他于1998年购得的私人岛屿小圣詹姆斯岛——也就是中文互联网上大名鼎鼎的“萝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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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此后数年内，小圣詹姆斯岛上的私人会所，连带着会所内的情色交易，几乎是以半公开的形式在美国上流社会存在的。却没有引发美国舆论的关注与谴责。爱泼斯坦本人的人设，居然也在相当长期内保持了正面。
这其中为的原因除了很多拣中美国问题专家所怒斥的美国社会腐朽堕落、“吃人”之外，我觉得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能反而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在二战后的性解放运动发生前，相当时间内有漫长而保守的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让许多美国公众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觉得岛上那些提供服务的女孩都是自愿从事特殊行业的“爱玩”女孩。这种潜意识里的荡妇歧视给公众构筑了一道防火墙，觉得岛上发生的事情和好好过日子的自己是两个世界的人，人家既然你情我愿，咱管他们干嘛呢？
所以让爱泼斯坦真正第一次翻车的，其实要等到2005年。
这一年，美国南方摇摆州佛罗里达的警方接到一名家长报案，称其14岁女儿遭爱泼斯坦胁迫、提供性服务。这个指控是爱泼斯坦翻车的肇事，因为他一下子就把爱泼斯坦从皮条客变为强奸犯——十四岁的女孩没有性同意权，这就是强奸。
当然，此时的爱泼斯坦已经金钱众多、人脉广阔、有着强大的律师和公关团队，事发后他迅速控制影响，最终以自己坐牢一年并给数十名受害者提供巨额赔偿的方式了结了此事。
此次案发之后，像特朗普等多数好歹不蠢的美国政客就已经开始有意跟这人划清界线了。
特朗普这几年总爱洋洋自得的宣称自己2004年就已经跟爱泼斯坦这老小子绝交了，原因就在这个背景知识里——玩可以，但不能强迫未成年女孩，我一看他击破这个底线就跟他割席了——这应该就是川普的潜台词，他清楚自己受众的心理承受底线在哪里。
但是事情到这一步，其实爱泼斯坦的人设还没有全毁，因为在多数美国公众的印象当中，愿意登岛为权贵精英提供“特殊服务”的女孩，此刻依然蒙着一层“准妓女”的刻板印象。
这个印象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受害者有罪论”，隔离了受害女孩和普通受众，让人们感觉只要自己不涉足这个圈子，爱泼斯坦就不会伤害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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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终打破这种认知的，就是调查记者们的追踪报道。
其实布朗调查的最初发轫并没有那么神奇，她只是从警方公布的2005年案件的相关信息中出发，引导公众重新挖掘和认知这个案子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布朗的重新还原中，受害女孩的形象被重塑了，她们不再是无论是否成年，至少属于“那一类”的“开放女孩”，恰恰相反，专访还原了她们的普通——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生经历，直到遭遇了爱泼斯坦的猎艳，被其一步步拖入深渊，引诱、威胁、破碎、沦落。
布朗让受众相信，这一切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美国平民百姓的女儿们身上。这调动了美国公众追索此案的积极性。
而布朗追踪报道的另一个功绩，是还原了爱泼斯坦在案发后其实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2018年她的系列调查报道《权势与谎言：杰弗里·爱泼斯坦如何在13个月内“服刑”并逍遥法外》横空出世，揭露爱泼斯坦在服刑期间利用自身人脉上下其手，逃脱法网，第二年爱泼斯坦就离奇的“自杀”于狱中了。可见这篇报道有多么“史笔如刀”。逼着爱泼斯坦或者其他什么势力不得不以他生命的终结来试图了结此事。
但是事件也并没有就此了结，本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虽然履行竞选承诺，公开了一份备忘录。但民众并不满意。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对美国政府对爱案的信息公开“极度不满”，近九成美国人希望美国司法部公开该案相关所有的文件。
是这种强大的民意，逼着美国司法部这次对爱泼斯坦文件来了个“坦白局”，也让大洋彼岸的我们吃上了这一波瓜。
但吃了这个瓜，如果只得出一个"这帮老外，玩的真花、真变态“，就结束了……那你真的只配生活在一个“吃瓜”的世界里。
看完相关报道，说几个感想吧。
第一，这个事件再度验证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柏拉图的“隐身人之喻”中，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做坏事而能逃脱惩罚的能力，他会做尽天下所有的恶事。爱泼斯坦虽然游走于精英之间，但他自己本身并不出身精英，恰恰相反，他的前半生，是美国平民“逆袭”的代表，但萝莉岛上所发生的罪恶，就是这种黑暗的一种体现。不要以为它是一种特例，脱离的法律的监督与制度的约束，肆意妄为的人性就是这样黑暗。
第二，克服这种黑暗的唯一办法，就是舆论监督带来的光明，梳理爱案的前因后果，我觉得最让我感叹的，是爱泼斯坦这么一个手眼通天、能力强大的人精，居然拿布朗等调查记者毫无办法，他和他的朋友显然很想除掉这些“扒粪者”，但离开了那个让他们可以肆意妄为的小岛，他们就是拿这些调查记者没什么有效的办法，顶多就是派私人侦探跟踪、发律师函骚扰、利用商业人脉向媒体施压。
有人盛赞布朗的调查报道是“穿过荆棘丛”，可是，她毕竟只是穿过荆棘丛，而不是碰上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
我其实很好奇，布朗，和许多做这类揭露性报道的调查记者，在与爱泼斯坦这样的人战斗的时候，有没有害怕过，她们会不会担心这样一个手眼通天和多届美国总统、首富都是“朋友”的人，会不会给与她们击穿底线的强力打击——比如，危害自己生命，自己的家人、甚至罗织罪名。搞得她们身败名裂？又是什么样的勇气亦或者是保障，让他们能克服这种恐惧？
这个答案说起来很复杂，就先交给您自己去思考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布朗们的揭露性报道，最大的成功之处，恐怕还是唤起了美国公众的“同情感”，进行促成了公众认知的迭代。
同情感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纵观爱泼斯坦这一生的钻营，会发现他当年成功的时候利用的不仅仅是美国上流精英的私欲与贪婪，更重要的还有美国的“中产冷漠”——在美国持续到上世纪末的上一个经济上升期，大量的中产潜意识里觉得，这些有钱人与下层“爱玩女孩”之间的故事，他们和她们与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所以“与我无关”。布朗报道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打碎了这层壁垒，还原了受害者就是普通人，而黑暗之手如果没有舆论监督的遏制，侵害的将是所有人。
当然，我猜想这多少也得了美国这些年中产衰落、阶层沦落焦虑感增加的助力。
当公众放下冷漠，拾起共情，变革才能开始。
所以无论怎样，我觉得，在热议爱泼斯坦案的时候，我们更该铭记的，是布朗这样不屈不挠的调查记者、“扒粪者”。
一个社会里，光与暗总是相对的，如果你尚能鲜明的看到社会的暗面，那也说明舆论监督尚能为你照亮一缕光。
而只要舆论监督的照妖镜尚能起作用，有人敢向爱泼斯坦这样手眼通天的顶层权贵挑战，光明还能照耀到这些暗面上，这个社会就终究还有渐进的走向光明的希望。
“如果一定要我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究竟是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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